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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帕索里尼与母亲搬到了罗马的一个工人阶级社群，并在罗马电影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罗马岁月的早期，他成为文学知识分子中杰出的一员，以此积累了声誉。他的诗歌开始定期出版，他还与人合伙创办了意大利领先的文学杂志之一。他还开始撰写小说，最开始是1955年的《求生男孩》（Ragazzi di Vita），这部作品的英文版有许多名字，最近的一版是2016年的《街头男孩》（The Street Kids）。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争论者与暴躁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他撰写文章来探讨电视的愚蠢、长发（不再是的标识）与蓝色牛仔裤的亵渎性广告。在1975年的影片《索多玛120天》中，他用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作为背景，那是二战末期苟延残喘的国家。他让一群有钱有势之人退守到一座城堡里，让一群年轻男女受到难以言喻的虐待与折磨——这是一种关乎死亡之驱动力的赞歌，也是电影史上最难以下咽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影片首映的三周之后，它的导演即被谋杀，这场案件仍然悬而未决。

　　在意大利，帕索里尼的诗歌已经成为了二十世纪正典的第一部分。像《葛兰西的灰烬》和《玫瑰形的诗》这样的作品，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参照点。他的诗名本身就带有某种气场。是什么让他的诗歌具有如此烈度？他的朋友（与偶尔的敌人）佛朗哥·福尔蒂尼——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兼评论家——说得很好：「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或在他之前的诗人，都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一条能够利用谨慎、沉默或蒙塔尔所谓的『正派』来自保的道路。但他狂热地执着于猥亵、『丑闻之道』乃至耀武扬威的耻辱与过火，他坚持要维护这些垃圾在道德上的必要性。」

　　意大利概念艺术家朱利奥·保利尼在自己的媒介设计中引用了帕索里尼的名字，以及伟大的苏联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与帕索里尼一样，他也为自己在性取向方面的「不顺从」付出了代价），他的艺术被列为纸质作品。我还可以将其他名字列到梅尔简的名单中，比如非裔美国艺术家格伦·利根（《第三世界诗歌笔记》）、摩洛哥裔法国视觉艺术家布克拉·哈利利（《暴风雨社会》）以及阿尔巴尼亚裔意大利视觉艺术家阿德里安·帕西，他于2005年在苏黎世举办了一个名为《依据帕索里尼》的展览。诚如梅尔简所言：「很难想象二十世纪的人物——无论是诗人、艺术家还是导演——能在如此多样化的媒体、如此多重的代际之中，激发出如此庞大的艺术热情。」我想，如果加上「除了毕加索」的免责声明，这才算是严谨的表述，但既然已经将这两个人放到一起，只能证明帕索里尼那惊人的文化影响力。

　　过了一会儿，佛罗伦萨的一家手工艺品商店的年轻男子承认，他觉得关于性的话题不是令人兴奋，而是令人悲伤。一名士兵认为，社会推动着男人去玩那些唐璜式的放荡游戏，如果不玩的人，就会被看作是失败者。但他的朋友们并不同意，他们觉得自己的身高与长相不配玩这个游戏。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一位农民父亲被问及男女平等的问题，譬如女性的地位是否应该更低，他答道：「应该低那么一些，但差距不大。」他的女儿用自己的微笑表示了否认。（后来，一名女子在威尼斯的丽都岛上晒太阳，她说：「我们希望自己高人一等，但有时卑微也是种很方便的特质。」）

　　我们还遇到了大学生、职业足球队员、工厂女工、性工作者，尤其还有年迈的诗人朱塞佩·昂加尔蒂，他坐在沙滩椅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正常』。从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与自然形成了对比。」当帕索里尼要求他更具体地说明自己违反规范的行为时，昂加尔蒂（他似乎为整场对话感到非常尴尬）答道：「我写诗就违反了所有的法律。」我不禁想，帕索里尼一定默默地认为，这位前辈闪烁其词——但这个反应可能也符合帕索里尼对于自身角色的理解。

　　无论如何，帕索里尼发现意大利北部的特质在于「现代却又……困惑」。南部装满了「贫穷却真实的人民」，他们维持着古老的、粗粝的清晰度，他还得出结论，认为「来自下层阶级、最深层次的本能」表达着「某些强烈的愿望」，它们与「现代民主法治」存在冲突。要应对这种情况，只能凭借「令人警醒的肤浅，或是无可救药的混乱」。当然，这不过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谓「文明及其缺憾」的一种地方性变体，我们对于文明生活总是怀有某种不适或不安。

　　《幽会百科》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得到的答案——而是这些问题让受访者失去平衡的方式，它们让这些人处于不知如何应对的位置，揭示了一些通常被隐藏的东西。它们并非存在于他们的观点中，而是存在于他们的脸上、他们的身体与习惯之中：这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情感，存在于他们未曾注意过的、内心那隐秘的边缘。这是一种无辜的情感，即便他们虚伪地、有意想要隐瞒它们。无论如何，真相都不会动摇，正如帕索里尼所说的那样，「任何人的真实面目，都是神秘且玄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