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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巴特列举了欧洲的两个特点：第一， 政治分裂逼出创新。欧洲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国王、教会、城邦互相斗争，商人夹在中间，反而钻出了自由空间。在欧洲，荷兰商人敢为了生意和西班牙国王开战。第二，贵族催生产业链。巴黎贵妇人买一条蕾丝裙的钱够农民吃十年，听上去奢靡荒诞，桑巴特却从中发现，正是这种奢侈需求倒逼出精细化分工——里昂的丝绸工坊因为订单太多，不得不发明分色印染技术。后来这些技术被进一步用在棉布的生产上，结果让普通人也买得起新衣服。更讽刺的是西班牙抢来的白银全挥霍在奢侈品上，结果钱都流到荷兰、英国的商人口袋里——这些商人转头就用这些钱投资造船厂，活脱脱的“土豪养活实干家”。更为精彩的是，桑巴特总结的一条洞见是战争借条变股票：欧洲各国整天打仗钱不够用，逼着商人搞出“借钱给国家”的金融玩法；荷兰人甚至将借条做成可以买卖的票据，阿姆斯特丹交易所1602年就出现了“国债期货”。这在我之前翻译的《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已有详细描述。

　　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资本主义研究必须基于历史。马克思说，经济制度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这一点桑巴特全盘接受，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一开头就从中世纪的行会崩溃讲起，而不是直接跳到工厂机器。第二， 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早期的桑巴特特别爱用“资产阶级VS.无产阶级”这个框架，比如他研究19世纪德国工人运动时，基本就是沿着马克思的路径。第三，资本有自我扩张的冲动。马克思说资本家就像“吸血鬼”，必须不断吸血（剩余价值）才能活。桑巴特早期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利润驱动的无限积累。

　　晏小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凭借着经济发展为主要着力点，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走完了英法等国一百多年走过的路。韦伯和桑巴特在学术上的密切互动与争论在彼时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两人对资本主义起源与精神的剖析就像“两把手术刀”——韦伯的刀法像精神分析，桑巴特的刀法则像X光透视，可以归纳为“理性清教徒VS.企业家+市民精神”。他们的关键差异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性克制”的产物，桑巴特认为它是“欲望+冒险”的狂欢。

　　其实在德国，即使在纳粹横行期间，知识精英也并未放弃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暗中酝酿，并形成新的学派，即“秩序自由主义”。因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都在德国西南部的弗赖堡大学任教，人们习惯称其为“弗赖堡学派”。该学派的初衷是在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央统治经济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鉴于自由放任的市场必然导致资本的无度与贪欲，希望“建立一个原则上自由的、同时又负有社会义务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主张“国家必须在资本家面前保护资本主义”。二战结束后，弗赖堡学派的学术主张成为当时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而正是这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确保了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晏小宝：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和《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年）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繁荣依赖两种矛盾的冲动：一是“经济人”理性（精于计算、积累），二是“掠夺者精神”（冒险、奢侈消费），而危机正源于两者的失衡。他有三大预言：金融化危机，当资本脱离实业，沉迷投机（如股票、衍生品），系统将崩溃；消费主义陷阱，奢侈消费刺激生产，但也导致道德堕落和资源枯竭（如“炫耀性消费”）；官僚化窒息，大企业过度理性化后，会扼杀创新活力。这些都已经过现实的检验。但他低估了技术革命的救赎作用，并未预见科技创新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新技术通过产品迭代（而非单纯奢侈化）保持经济增长。桑巴特的时代没有数字资本主义，但新技术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