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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线年代，英国社会学家格拉斯提出“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用来描述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居民逐渐被中产阶级取代的过程，这一现象往往伴随着城市景观更新、房价攀升、人口结构改变等特征。近些年，跨境旅游、数字游民潮的加速发展，给城市“绅士化”问题带来更复杂的因素。墨西哥城、巴塞罗那、威尼斯等国际名城都相继爆发过大规模活动，呼吁推行住房改革、抑制租金上涨、调整鼓励数字游民的政策等。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绅士化”过程中平衡好住房保障、历史文化保护、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成为多国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今年7月4日，在美国庆祝独立日的同时，墨西哥首都居民的愤怒却在沸腾。当天，数百名墨西哥城居民走上街头，强烈抗议美国数字游民的涌入和过度旅游带来的住房危机和生活成本上涨。部分人提出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的理性诉求，但也有不少人在抗议过程中宣泄排外情绪，如破坏星巴克咖啡店、威胁外国食客、绘制反美涂鸦等，令墨西哥政府与民间舆论陷入两难。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批评称：“仇外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即使是出于像城市‘绅士化’这样的合理问题。”

　　“墨西哥的抗议活动表现出对城市‘绅士化’的深刻沮丧。”专注于拉丁裔群体的数字新闻网站wearemitu报道称。在墨西哥城工作生活的4年时间里，《环球时报》特派记者能明显体会到当地公寓租金快速上涨，也看到一些本地低收入家庭承租压力在不断攀升。近年来，墨西哥城社区的商业结构也发生改变，传统的玉米饼小店、理发店等被咖啡馆、普拉提工作室、共享办公空间逐步替代，外国人集中的地区公共空间“外语化”和文化活动游客化十分明显，导致本地原住民文化认同感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墨西哥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把问题归咎于房地产投机和政府监管缺失，认为这是本国结构性住房危机的外显。墨西哥自2022年起主动吸引数字游民和国际客源，存在“引客又治客”的矛盾。

　　长期以来，墨西哥城住房供给不足且市场化程度高，边缘化群体聚集在资源不足的社区中。在房产投资回报吸引下，当地房东大都优先考虑将房子租给能支付更高租金的外国租户，使得边缘化群体被进一步推向外围。报道认为，墨西哥抗议者不只是对“大量涌入的喝着咖啡的数字游民”生气，更是对“数十年来的城市不平等、受到忽视和排斥”作出回应。再加上墨西哥城中产和文化从业者对居住地身份认同敏感，上述问题显得更加“切身”，进而导致矛盾爆发。

　　中国数字游民楠楠在墨西哥城生活了近两年，她在抗议活动发生后接受《环球时报》特派记者采访时说，刚来墨西哥城时，她被这里的都市现代化和大量工作机会吸引，积极融入本地生活，但她明显感受到当地繁华社区对数字游民的冷漠和偶发指责，“当地人把矛头指向我这样的人”。她承认，数字游民在提升部分街区消费、带来外汇的同时，也“无意中”推高了房租和服务价格，使得低收入群体觉得无所适从。而高收入本地群体又有一种身在自己国家，却要将优质资源与过多外国人共享的不适。她希望市政府能既保障本地居民权益，又为她这样的合法居留者提供明确规则，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环球时报》驻泰国特派记者漫步在清迈最繁华的宁曼路上，不同肤色的人汇聚在半开放式的咖啡店和餐厅中，有人敲击着电脑键盘，有人戴着耳机处理工作。这座享有“世界数字游牧之都”美誉的城市，正持续吸引着全球数字游民前来扎根。再比如首都曼谷，便捷的交通网络与首都独有的资源优势，更构成对数字游民的强大吸引力。以记者常去的健身房、舞蹈室和泰语班为例，几乎每节课都能遇到至少一位从事远程工作的外籍人士。在这两座城市，共享办公空间都分布广泛，咖啡、餐食、电源插座和免费网络是“标配”，瑜伽馆、素食快餐店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

　　据在清迈从事Web3行业的数字游民秋秋介绍，在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期间，当地住宿价格的确会出现大幅上涨，但她没有感受到过泰国民众对数字游民的不满。同在清迈旅居写代码的中国数字游民阿斯告诉《环球时报》特派记者：“我们外国人常去的地方，当地人确实很少涉足。”他曾听闻一些清迈居民抱怨数字游民聚集区物价上涨，不得不前往远离市中心与景区的区域采购日常用品。就连他个人认为性价比较高的瑜伽课，也鲜少有当地人报名。不过，整体而言，“微笑之国”的民众对外国人的态度仍以友好为主。

　　这也和泰国政府出台明确规章制度、促进接纳数字游民的举措相关。首先，为减少对本地居民生活的影响，泰国通过酒店法和公寓章程限制“日租房”，引导客源流向持证酒店、公寓式酒店及合规长租房源。因此，泰国国内舆论即便有所不满，也主要针对不合规房源运营者，极少针对数字游民个体。其次，当地还积极推进对数字游民的接纳。2022年，清迈Alt共生空间便举办“了解泰国远程工作者需求”小组讨论会，泰国本地人与数字游民共同参与交流。有泰国学者研究发现，数字游民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为本地人创造就业。部分数字游民还会雇用本地自由职业者，让当地人有机会接触商业和IT领域知识，学习数字技术与业务技能。比如阿斯就告诉记者，为了工作需要，他临时雇用了毕业于清迈大学的奥姆帮着处理一些事项，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带着奥姆“边学边干”。

　　事实上，自从“绅士化”一词首次被提出后，它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争议的话语。南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谭华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学界目前逐渐认同一种符合当代城市发展的“绅士化”定义：原土地使用者被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属性的土地使用者所替换，并伴随资本再投资与建成环境变化的过程，是一种特指基于社会阶层向上更替的空间重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向上”的。

　　中国数字游民的迁移与墨西哥等国面对的所谓“绅士化”现象存在两点关键差异。第一，经济落差程度不同。相比美国数字游民和墨西哥群众之间的收入落差巨大，中国数字游民（如北上广的迁移者）与大理、景德镇等地居民收入差距有限，且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明确带动效应。第二，迁入带来的社会效应不同。大理、景德镇的“新移民”绝大多数是已经融入而非颠覆本地生态的移民，如景德镇的“景漂”依赖本地陶瓷产业链与社区形成共生关系。相比之下，墨西哥城则因数字游民涌入占据公共资源，导致部分原住民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