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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弗兰茨·卡夫卡，在论及他之前，我们得先将精力花一些到他的家族系列中去。弗兰茨·卡夫卡的祖父叫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力大无比，脾气暴躁，粗鲁武断的一个屠夫，他不仅能轻而易举地用粗壮的手臂举起很重的东西，而且他的牙齿也结实无比，据说他仅靠牙齿就能轻易衔起满满一口袋的土豆，令人称奇。这个魁梧的屠夫出生于一八一四年，其同样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父母亲给了他三个姐妹和五个弟兄，他排列老二，性格较为内向。尽管在之前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全家人的生活仍不乐观，贫穷像阴影一样紧随着一家十一口人。他们居住在一座叫沃塞克的村庄。在那个年代的捷克国家里，像这样居住着大量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的村子很多，而那些家庭大多生活拮据，一贫如洗。雅各布·卡夫卡和他的弟兄姐妹们就拥挤在这样狭小阴暗的空间里，在饥饿、贫穷、焦虑、无奈与局促不安中从童年捱到少年，再慢慢长大成人。

　　卡夫卡家族的犹太人血统使他们的祖祖辈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殴打、歧视和排挤，尽管王室改革中的某些措施使犹太人的命运有了些许的改善，但随着犹太人口的急剧增长，使王室逐渐感到了不安，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始终都是异端，从来都是社会潜在的危险因子，而长期对犹太人的限制和歧视又使整个王室顺理成章地又颁布了一个法令：但凡是犹太人，其子女中，只有长子可以结婚生子。换句话说，繁衍后代的任务，也就只有犹太人家中老大才有资格和义务了，其他子女，甚至连结婚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作为奥地利王室统治下的犹太人，很多人到了恋爱都成为奢望的地步。这是当时整个欧洲犹太人整体命运的真实写照之一，是一个巨大的缩影。从现在的角度看来，这项法令不仅极为严苛，而且十分滑稽可笑，如此将一个民族大部分人繁衍后代的权利都剥夺的做法，无疑是对真正的法律的践踏和嘲弄，而更加不幸的是，雅各布·卡夫卡上头正好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作为次子，他不得不面对整个犹太人都必须面对的荒唐的法令和残酷的命运。

　　当公元七0年罗马人以绝对的军事势力攻陷耶路撒冷，占领巴勒斯坦，企图将罗马文明撒播在中东地区之时，犹太人就刻骨铭心地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围绕太阳运行的时冷时热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安宁的栖身之地，他们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唯一的命运就是迁徙，不停地迁徙，流浪，永远地流浪……在古代，奥地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属国，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内自然也有众多的犹太人。犹太人虽然没有祖国，属于没有“根”的民族，但他们有悠久的文明史，文化底蕴几乎可以与古埃及人相提并论，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让全世界的人都侧目的元素：宗教！可以说，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的民族之一，宗教的深邃和强大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心灵力量，因而就形成了犹太人坚忍不拔的生命力，独一无二的宗教色彩、民族习性、语言文字传统、文化体系。因此，他们虽然失去了家园和祖国，但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却是独立的。但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最终无法全然解决生存的问题，生活中的他们是极为敏感的，长期压抑在内心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的神经，而天生聪慧的头脑又一刻不停地对现实人生进行着积极或消极的思考，使他们彻头彻尾地有别于古罗马帝国的公民，而那些骄傲自大的公民自然与“流浪”的他们就有着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官方、宗教的排斥、歧视和迫害就不必说了，即使在民间，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对犹太人表示了极大的不友好，用各种方式排斥和打击犹太人，这是从古到今世人皆知的事实。而这种排斥和打击演绎为血腥的大屠杀的最大最好的例子，无外就是二十世界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在欧洲，在波希米亚有一座影响了卡夫卡一生的城市，那就是布拉格，它是波希米亚的首府，当时的绝大部分犹太人也只能在这个被卡夫卡称为“带爪子的小母亲”的阴暗城市里痛苦地挣扎着，绝望地嚎叫着。

　　可笑可悲的是，当局不仅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打击，而对待说德语的犹太人尤其残忍，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的捷克民族主义分子都极力排斥和迫害犹太教教民，将说德语的犹太人视为最大的另类，后来，基督教也参与进来，与当局一起，共同对付犹太人。整个古罗马帝国，整个欧洲，在所有犹太人的眼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非犹太人，都鄙视、厌恶、痛恨、干预、排斥和迫害犹太人。尽管从古到今，战争，瘟疫等各类天灾人祸使这个本身就不太平的世界始终在遭受生死的考验和折磨，无数民族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痛苦和动乱，每个人都在生存的罅隙里恐惧不安地瞅着外面的世界，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整个犹太人那样遭受到如此长久，如此持续不断，如此残酷无义的沉重打击和迫害。无疑，这种严酷的现实，并由此带来的强大的心理打击，也深深地影响了卡夫卡们。

　　正当雅各布·卡夫卡为自己无法生育后代而忧心忡忡的时候，社会局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爆发了大革命，奥地利新即位的皇帝授予了在奥地利境内的几十万犹太人以公民权。既然获得了公民权利，那雅各布至少可以结婚生育后代了，这对卡夫卡家族来说，绝对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同时，雅各布的其他弟兄也享有了这个权利。另外，奥地利皇帝还宣布，所有犹太人可以在城市里居住，可以进行贸易活动。尽管这个新皇帝并不完全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开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皇帝，因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自然就有着极为隐秘的政治目的，又可以说是充分利用和制服犹太民族，为一个工业化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欧洲腹地的奥地利劳作，牺牲其利益，但他的这些措施毕竟还是有较为开放和得人心的一面，对当时奥地利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成效也较为明显。而犹太人在长期的漂泊和奔波生涯中所积累的强大的民族创造力，尤其是在手工业、商业和科学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已经在欧洲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很多欧洲人的眼中，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就是“商人”“生意人”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其著名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商人夏洛克，可以说是欧洲人心目中犹太商人的典型代表，换句话说，夏洛克这个艺术形象从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了犹太商人的特征，而且其命运也可看着是整个犹太商人，乃至整个犹太人命运的浓缩。即使，到了今天，某些国家某个区域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富得流油，他们自称或被别人称着“某某地方的犹太人”，足见犹太人在商业领域超越大洲、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卡夫卡家庭。嫁给雅各布·卡夫卡的女人叫弗朗西斯·普娜托维斯基，雅各布邻居家的女儿。这是一个能干，豁达，乐观，热情，诚实的女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是她的主要特点。她不仅与自己的男人撑起了家庭，而且为卡夫卡家族又增添了六个孩子，而这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的赫尔曼·卡夫卡后来就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父亲。但生活仍然没得到本质上的改善，一家八口依旧拥挤在卡夫卡们多少年来都挤在一起的、拘谨而无奈地度过了无数日月的那间狭窄的独屋里，食物以土豆为主。在美洲，土豆被视着上帝赐予人间最好的礼物，但在卡夫卡家族的生活里，这种食物只能说是维系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至于轻易就死去的再平常不多的东西。生活的残酷和不幸既让做父母的意识到了必须坚持不懈地劳作下去，怨言和逃避不仅无法养活六个后代，而且也不是两个早已习惯清苦生活的当家人的习性，同时，这种生活也极大地锻炼了六个孩子，他们手上腿上刚刚有了一点力气，就不得不卷进生存的漩涡，为生活赚取基本的保障。这些孩子遭受了人生最初的磨砺，也形成了他们敢于与生活搏斗，不屈服于多舛的命运的精神气质。这也可以说是卡夫卡家族必有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并且延续到了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上，尽管这个后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行走的男人，没有成为其父亲理想中的人物，也不可能完全承袭祖上的全部性格和气质，而且无数次地遭到了父亲的责骂、教训、数落和怨恨，甚至是嘲笑，但他毕竟是，而且永远是卡夫卡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在《致父亲中》，弗兰茨写道：“你一直这样指责我（有时面对我一人，有时当着其他人的面，你对后一种场面的侮辱性压力毫无感觉，你的孩子们的事从来就是公开的事），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杂充满安宁、温暖、应有尽有的环境里生活。”这样的言辞在这封著名的长信中能找到很多。这无疑让一个渴望独立和有自己声音的年青人一时难以接受，即使在社会中滚打摸爬了的其他子女，也不能完全接受父亲的这种絮叨、责难和数落，在他们看来，尤其是在年青的、未来的文学家的弗兰茨看来，这个过于强大的父亲，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存阴影，时不时地横亘在自己面前，“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卡夫卡《致父亲》，《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极具独立性和闯荡意识，尤其是个个人中心主义者，果敢，坚强，有着超常的忍受力。在他十四岁那年，他便只身进入社会，开始一点一点地经受他最早也是最为深刻的人生课程的教育。卡夫卡家族既勤劳，又聪慧、能干的特性再次在这个还没成人，看起来却非常壮实的男子身上体现出来，并很快就通过做小买卖在社会上初步站稳了脚跟。这段艰辛却也珍贵之极的闯荡经历，也成了后来他极为严苛地教育或呵斥子女时炫耀的资本之一，也可以说，在他的子女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这个被生活折磨得几乎走形但依旧坚挺的男人的絮叨和得意，而敏感的弗兰茨则领教得最多。但这并不是作为父亲的老家伙故意让子女们难堪，也不是夸大自己艰辛的奋斗历程而拒绝把爱和财富给予后代，他那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因为生活，永远是为着生存本身的艰难而来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没有足够的资本和门路的犹太小商贩们，一方面也抓住了时代所给予的宝贵机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方面的赐予，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或农村的商品贸易之中，为后代和未来的生存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竞争，迫使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拿出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彻彻底底地务实起来，以勤劳的双手，以旺盛的精力和出色的状态参与社会竞争，顺应时代潮流。这既符合时代与社会现实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的基本要求，也适合卡夫卡家族的性格特征。

　　在《致父亲》中，弗兰茨·卡夫卡写道：“……我还记得你的一些话，它们显然在我大脑中刻下了沟纹，如：‘我7岁时就不得不拽着小车走村串户了’；‘我们大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有山芋吃我们就高兴死了’；‘多少年我因为冬装单薄，腿上的伤口在外’；‘我还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到皮谢克的商店里去做事了”；‘家里没有我任何东西，就连当兵时也不例外，可我还得寄钱回家’；‘但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父亲对我来说总是父亲。今天有谁知道这一点！孩子们知道什么！谁都没受过这份罪！今天有哪个孩子懂得这些吗？’……”（同上）

　　是的，赫尔曼确实尝遍生活百味，并通过顽强的奋斗拥有了一定的资产，他似乎有理由和资本在子女们面前这般说来道去。值得提一下的是，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往返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之间，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为卡夫卡家族的生存积蓄足够的能量，个中甘苦他自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后来，也就是在上面引用的那些对着子女们唠叨中提到的当兵时他仍然得给家里寄钱的事，他确实当兵了，时间是在一八七二年，他应征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两年，是一个能干的中士。因此，即使在当兵期间，不可能继续从事买卖的赫尔曼仍然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卡夫卡家族中“父辈荣耀”的集中体现。但这种由父辈创造荣耀和财富的模式，并不可能完全由后代承袭，自然也不大可能完全由后代无条件地享受，这和中国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财富承袭模式不同。造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就是犹太人的失落了身份的命运和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赫尔曼对子女不满的主要原因了。

　　退役之后的赫尔曼，同无数渴望取得生存权利之后，更渴望获得更大的物质财富的犹太人一样，到了他们向往的大城市布拉格，将他们见惯了的破旧的乡村和小镇扔在了身后。这是一幅看起来相当不错的人生奋斗图景，大城市，毕竟才是获得财富的最重要的场所，乡村，似乎只能在开垦田地，获得微薄的收入，永远也无以发达和获得最终的幸福，或者只是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在闲暇时光来兜兜风，逍遥快活一般罢了，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乡下，除了贫穷之外，就是不安的所在，生存的危险时时威胁这他们，而这些穷困的地域内，排挤和歧视犹太人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彻底洞察了生活的犹太人便将生存的指望放在了大城市，甚至把脱离迫害和打击的希望都放在了布拉格，但生活和命运又一次和他们开了巨大的玩笑，大城市迅速而无情地吞噬了它们，他们成了城市汪洋中的一滴水，一粒灰尘，一丝风，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他们不仅没得到梦想中的财富和身心的解脱，而且处于比以前更危险的境地，而且还多了令他们终生惶惑的孤独和寂寞。

　　赫尔曼在布拉格打拼了八年之后，即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名叫尤莉·洛维的犹太女子，时年二十六岁。其父亲是一个家境殷实的犹太酿造商。那是在易北河边一座叫波德布拉特的捷克城市，居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成分复杂地相处，既不愿意与他人做过多的交往，交流，却又彼此杂居，有着很深的联系，既能体谅别人的生活处境，又对别人的生活不屑一顾，性格古怪，行为乖张。洛维家族就处于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群之中，过着属于犹太人的独特生活。洛维家族的外曾祖父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在家庭，而且在地方上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饱学之士，尤其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众眼中，这个老人极有威望。这个老人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英年早逝，剩下那个做哥哥的活了下来，他就是尤莉的外祖父。这个外祖父与其兄弟不同的就是，他身体很好，冬天也能在冰冷的易北河里游泳，即使河水结冰，他也会将冰层砸个窟窿，跳进冰洞中游泳。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他比两个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酷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好读之士，家中藏书也非常丰富，是一个高雅的人。而且他对犹太教也非常忠诚，而他的一个兄弟在后来却改信了基督教。他同很多精于买卖的犹太人不一样，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是，虽然他开了一间店铺，常年做着生意，但买卖做得不怎么样，甚至经常亏本。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尤莉的母亲，儿子则天生头脑有病，在疯癫中过着日子，给了他极为沉重的打击。而那个没有疯癫病症的女人则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卡夫卡的母亲：尤莉·洛维。尽管没有疯癫病，但这个女人的景况并不好于他的疯癫兄弟，没多久，即，在她二十九岁那年死于伤寒，这一变故的直接打击，就是使尤莉的外祖母因为过于的悲痛和绝望而自杀身亡。可以说，洛维家族对于死亡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因缘”，尽管这种死亡并非都是自杀，他们主观上也不渴望死亡，但它确实像一道阴影，横亘在洛维家族每个成员的心上，挥之不去。这显然是由于洛维家族成员长期的心理积淀造成的。而这道阴影也通过尤莉传递到了她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身上，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直接的证据，靠的往往也仅仅是推测，但综观卡夫卡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死亡，连同恐惧，同样是他心灵世界中的一道无法抹掉的阴影。卡夫卡本人在极度的局促不安和思考中，希望将啊所在的那个世界重新审察一番，而他审察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死亡。

　　对于善感的洛维家族成员来说，死亡尽管像一道阴影伴随着他们，但它并不就是一件必须避讳和可怕的事情。在人类共同的生命历程之中，死亡仅仅是一个过程，或一个结果，而且，应当是人类的一个愿望。但不管怎么说，死亡本身并不是温和的，阳光的，积极的，尽管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命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身在生活中的人面临死亡，或在思考死亡的时候，内心涌动的自然是冰冷的潮流，眼前闪动的依然是一道阴影，当然，那也是整个犹太人内心的阴霾。

　　后来，尤莉的父亲有了续弦，并为尤莉生下了三个弟弟。尤莉的这位后母是洛维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尽管是远房的亲戚，但洛维家族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处也算和睦。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卡夫卡有了五个舅舅。这五个舅舅各自的性格，品行，嗜好，追求，从事的事业等，都衍生了卡夫卡式命运的基本形态：多愁善感，嗜好商业，性格乖僻，寡言少语，神经紧张。五个舅舅中，一个是独身主义者，后来成了西班牙铁道部的总经理，另两个舅舅则成了富有的商人，而那个叫鲁道夫的舅舅则是一个极为孤僻、内向和怪异的人，在卡夫卡家族中显得最难以琢磨，几乎是一个极端的孤独者，在他改信天主教之后，他的性情到了变本加厉、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甚至能在他身上和卡夫卡身上找到彼此的影子，我本人觉得，这个叫鲁道夫的男人身上所具备的元素，与卡夫卡最为接近。还有一个舅舅叫西格弗里德，也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终身孤独一人，但他的性情却与其他几个弟兄大相径庭，是属于外冷内热型的人，而且极有幽默才能，性格直率，待人真诚。在他身上，继承了其父亲和祖父喜欢运动的禀赋，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身体比较好。同时，他还继承了洛维家嗜好读书，藏书的习性，有丰富的藏书，学识渊博，修养很深，卡夫卡最喜欢的舅舅就是他。这个后来当了乡村医生的舅舅，在风景优美的乡下过着孤独但也惬意的日子，卡夫卡也经常去看他。卡夫卡喜欢他，恐怕最多的还是在于性格气质互补，或者说，生性神经质的，看起来健谈实则忧郁的卡夫卡，在有意和无意中，希望从西格弗里德舅舅的幽默气质和坦率的性情中，获取某种补偿吧。

　　无疑，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和性格因素，无法摆脱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双重影响，作为延续了血统的后代，他成了这种父辈文化的实验者。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自然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我们在研究人类性格变化的过程中，自然了无法避开父辈文化。这种文化有着明显的多重性，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蕴涵着的消极的、倒退的、腐朽的、陈旧的、不入伍的元素会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而其中积极的、健全的、新鲜的和极有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则被后代继承，然后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当然，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后代继承了那些堕落的、腐朽的东西，而好的东西也许会被有意无意地抛弃，这在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还发现，在新旧时代的转换过程中，那些腐朽肮脏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往往长期存在，在人们的思想处于麻钝，时代处于惯性死亡的包围之中，历史也被惰性所掩盖，社会被一时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风尚所左右的时候，它们比正义、健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还要强大，很多时候，这是由不得我们身处“现场”中的人的意志去转移的。虽然时代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文化代谢和人类性格的演绎、传统文化强大的理想冲击下，往往又造成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严峻现实，于是，就有了继承中的批评，有了延续中的反叛。这在卡夫卡家族的身上自然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和我的已婚的妹妹和妹夫们除了跟他们生气我压根儿就不说话。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事情要说。一切不是文学的事情都使我无聊，叫我憎恨，因为它们打扰了我，或者说它阻挠我，尽管这只是假定的。”（《卡夫卡集》 第53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性情的人，确实是很神经质。我们单从洛维家族的性情上来看，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来自于洛维家族的大抵要多于父系家族，即，卡夫卡家族。他自己也说过，在他身上，继承了洛维家族中神经极度的过敏和时时刻刻的局促不安。它们在卡夫卡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异常敏感，腼腆害羞，局促焦躁，懦弱胆怯，异想天开和忧郁多愁。综观这种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卡夫卡的父辈，也来自于他的舅舅，乃至他的母亲——尤莉·洛维。有的评论者认为，卡夫卡成人后性格特征的形成，不是笼统地来自于洛维家族，而是来自于他的母亲尤莉。我并不这么看，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既不是单一地来自于某个个体，也不可能只来自于“父辈文化”中的一个支系，比如，只来自于母系。另外，一个人早年的生活环境和人事，尤其是童年生活是否幸福，也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在卡夫卡和他的母亲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尤莉·洛维在母亲去世后，就同父亲和后母一起生活，长大。由于她是父亲六个后代中唯一的女儿，生活中的很多差事都得由她来承担，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按理说，这种吃苦耐劳，为家庭殚精竭虑而承担了家中大部分活儿的她应该是能得到父亲和后母首肯的，但事与愿违，父亲和后母始终对她不满意，在脸上和话语上都表现了出来。父亲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而是非常德国化的犹太人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有着欧洲人的特点，挑剔，冷漠，刻板，严肃，当然，作为父亲，毕竟还是父亲，他对待自己的女儿还不至于到残酷的地步。但后母毕竟是后母，她对待尤莉的态度则有些近于苛刻。但尤莉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既不顶撞父亲和后母，也不怨天尤人，或者干脆就这样屈服于命运，而是在长期的家庭劳作者，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情绪，形成了坚强、干练、大气、坚韧的性格特点，这不仅使她能默默为父亲和后母做着超过一个女儿能够做的任何事情而毫无怨言，而且使她在对待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态度上，与其丈夫完全两样，也使卡夫卡对她的感情相当的深。同时，她的这种忍辱负重和接近崇高的利他主义的行为也感染了邻居及其他的人，他们始终认为她的人品、德行都无可挑剔。这种评价与来自她内心的真诚和坚韧，都使她感到相当的欣慰，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她过早失去的母爱，尽管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有着某种精神胜利法的意味，也无法和常人眼中的亲情，尤其是母爱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么认为这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女人是这么一个人，从而为她“盖棺论定”的话，未免不妥。她的这种干练作风，大气的行为和利他主义精神，以及由此得到的认可和赞美，在身边人事中形成的凝聚力，对儿子卡夫卡无私的爱，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救赎、寻求心理平衡和对缺失的母爱的某种补偿，同时，也是犹太人普遍心理现象的“对立”呈现，也就是对生存处境的忧虑所带来的迎合生存的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共同组成了她极度沉重的心理积淀，当这种心理的积淀到到饱和，那她的表现在行为是稳重的，干练的，从容的，但内心依旧充满了焦虑和失望，换句话说，她只有通过这样那样的忍耐、坚持，并由由此带来的社会或家庭的评价来评判内心，充实内心，弥补缺憾，到达内在心理与生存环境的统一。她的这种性格是比较软弱的，利他主义精神虽然让人赞叹，但说到底，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她同所有犹太人一样，不可能摆脱时运“赐予”他们的无数磨难，她本性的善良和柔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得平衡和解脱。这对卡夫卡的影响非常深，而她没有料到，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看到的是，她的儿子似乎比她更加焦躁不安，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外在表现形式上都走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境地中去了，以至于发展到了几乎与她没多少干系的地步，那是儿子向往的更加独特，别人永远无法插足的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似乎并未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或者说，她因为有了这个儿子最终被自己抛弃，而不是被儿子和残酷的现实抛弃。这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

　　后来，这个叫尤莉·洛维的女人嫁给一个叫赫尔曼·卡夫卡的男人。看起来，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男人有了一个为卡夫卡家族传宗接代的机会，女人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家完全可以补偿她在失去母亲后，在父亲和后母的冷漠中失去的东西，特别是在她有了儿女之后，这种感觉和需求都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需要表现出来，就是对丈夫的绝对忠诚，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家庭最大限度的操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家庭之所以还能支撑下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尤莉作为妻子、母亲和女人的凝聚力，是她的人格魅力从另一个方面帮助赫尔曼撑起了这个家，或者说是直接撑起了卡夫卡们的世界。这与她在娘家的境况极为相似。在母亲去世，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之后，她和父亲后母在精神上已经疏远，却与五个兄弟保持了相当密切友好的关系与来往，而五个兄弟之间却基本上是：不仅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鸡犬之声也不相闻。娘家那个怪异世界，就因为她的存在而使血缘关系保持下来，给当时冰冷异常的人际关系和日益恶化的犹太人的生存景况增添了一丝亮色，也使兄弟们能时时感受到亲情的温暖。看似柔弱的女人却有着联结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创造的奇迹。

　　一八八二年九月三日，尤莉·洛维正式嫁给了赫尔曼·卡夫卡，他们举行婚礼的地点是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一家饭店里。尤莉，这个能干而又安静的女人终于在长期的不安和隐忍中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宿，她由洛维家族中的一分子，通过婚姻而成了卡夫卡家族中的一员，继续着他们共同的犹太人生活。但从她和赫尔曼之间日后的生活和商业行为来卡，他们之间的结合，婚姻的成分大于爱情的成分。爱情，虽然美丽，但虚假的因素太多，这对于苦于生计和逃避迫害的犹太人来说，不仅奢侈，而且是浪费和慢性自杀，他们根本就无法让心灵浪漫起来，尽管他们其实也都渴望爱情，做着一场场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美梦，但现实就是现实，只有婚姻才能真正面对现实，或者说，只有现实承认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生活形式。所以，婚姻往往取代了美好但弱不禁风的爱情，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生活中心，它虽然显得现实和势利了许多，但它硬扎，实在，没有虚的东西，只要有家庭，有生意，有利润，有子女，有点地位，当事人就相当满意了。可以这么说，赫尔曼和尤莉都有这样的心理，甚至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人，他们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家庭事业和卡夫卡们的利益。这本身并不奇怪，也不可批评，试想想，无论是卡夫卡家族的赫尔曼，还是洛维家族的尤莉，都有着并不完整的童年时光，而且过早地见识了犹太人严酷的生存境地，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双重的伤害。倘若生存环境的残酷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且被所有犹太人所面临的话，那么童年的幸福是有极大可能得到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几乎没有“童年”，生活让他们直接进入了成年社会，这是好事，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坏事。

　　很多人以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失败的，至少是不幸福的。我看未必。赫尔曼和尤莉的结合至少在维护家庭这一层面上，是成功的。而幸福本身就很难说清楚，它仅仅是一种感觉，和谐、持久、忍让、包容、诚实、大度、勤劳等，都可以和幸福相粘连。爱情上的恋者，往往不是最佳的婚姻的伙伴或合作者，而婚姻中成功的伙伴，有时往往会在繁杂的婚姻体系中获得不曾有过的爱情，即使不能获得，那至少也是安逸的，妥帖的。况且赫尔曼和尤莉在生意上互相应和，在生活上还能互相照顾，共同维持着家庭。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两人的骨子里，都有对早年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有着接近相同的、极为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通过自己的一双手，创造出让人羡慕的幸福的生活，要被人瞧得起，在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赫尔曼，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智商很高，思维活跃，目光远大，目标清晰。他在年青时就确定了要进入一个被人恭维的上流世界，彻底摆脱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在他基本上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一名中产阶级资本家的时候，他仍不满足，仍然勤劳地工作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以此为荣，而捷克语则很少说，到后来基本上彻底将其忘记。这些都是因为他早年经历过的贫穷而辛酸的生活所致。他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上流社会的渴望，基本上都是源自内心最原始最朴素最急切的冲动：他需要金钱，需要地位，需要面子！所以，他瞧不起游手好闲好吃懒惰做的人，没有技艺和没有能耐的人，他看中而且看重尤莉的恰恰就是她的能干和务实作风，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超常忍耐力的女人所具有的利他精神，可以说，从婚姻，或者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自此，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就坚实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在赫尔曼这一支系的“新”的卡夫卡家庭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结晶就是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哇哇坠地的弗兰茨·卡夫卡，赫尔曼的大儿子。据说，夫妇俩给这个看起来还健康的婴儿取名是根据“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来的。这可以看出赫尔曼和尤莉的某种心理特征，也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人心理的真实写照。弗兰茨是“皇帝”，做父母的自然是渴望通过取这个名字而让儿子和整个家族获得好运，但“卡夫卡”这个姓，则是斯洛伐克的姓氏，在捷克语中的是“寒鸦”的意思。这个看起来意味深长的姓氏，是不是就预示着整个卡夫卡人的命运，尤其是这个想通过“皇帝”来获得好运的卡夫卡的命运呢？在德语姓氏至高无上的时代里，拥有“寒鸦”这个姓氏，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不幸，一个暗喻，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缘巧合了。

　　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割礼习俗的国家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和等民族，行割礼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进行的（犹太人是在出生七天后，即第八天），有的是在出生后几年后才进行。据资料记载，古代埃及的男童一般在六至十二岁之间行割礼，比犹太人要迟得多。而其他的民族则更晚一些，大都在青春期进行割礼。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谈论的话题了。但要指出的就是，无论何种年龄，只要实行了割礼，其宗教和种族身份就得到确认，也就被认为具有了重要的宗教意义。而在犹太人的割礼中，这种意义则更加重要，况且它还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深厚的文化因素。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弗兰茨·卡夫卡，在论及他之前，我们得先将精力花一些到他的家族系列中去。弗兰茨·卡夫卡的祖父叫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力大无比，脾气暴躁，粗鲁武断的一个屠夫，他不仅能轻而易举地用粗壮的手臂举起很重的东西，而且他的牙齿也结实无比，据说他仅靠牙齿就能轻易衔起满满一口袋的土豆，令人称奇。这个魁梧的屠夫出生于一八一四年，其同样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父母亲给了他三个姐妹和五个弟兄，他排列老二，性格较为内向。尽管在之前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全家人的生活仍不乐观，贫穷像阴影一样紧随着一家十一口人。他们居住在一座叫沃塞克的村庄。在那个年代的捷克国家里，像这样居住着大量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的村子很多，而那些家庭大多生活拮据，一贫如洗。雅各布·卡夫卡和他的弟兄姐妹们就拥挤在这样狭小阴暗的空间里，在饥饿、贫穷、焦虑、无奈与局促不安中从童年捱到少年，再慢慢长大成人。

　　卡夫卡家族的犹太人血统使他们的祖祖辈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殴打、歧视和排挤，尽管王室改革中的某些措施使犹太人的命运有了些许的改善，但随着犹太人口的急剧增长，使王室逐渐感到了不安，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始终都是异端，从来都是社会潜在的危险因子，而长期对犹太人的限制和歧视又使整个王室顺理成章地又颁布了一个法令：但凡是犹太人，其子女中，只有长子可以结婚生子。换句话说，繁衍后代的任务，也就只有犹太人家中老大才有资格和义务了，其他子女，甚至连结婚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作为奥地利王室统治下的犹太人，很多人到了恋爱都成为奢望的地步。这是当时整个欧洲犹太人整体命运的真实写照之一，是一个巨大的缩影。从现在的角度看来，这项法令不仅极为严苛，而且十分滑稽可笑，如此将一个民族大部分人繁衍后代的权利都剥夺的做法，无疑是对真正的法律的践踏和嘲弄，而更加不幸的是，雅各布·卡夫卡上头正好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作为次子，他不得不面对整个犹太人都必须面对的荒唐的法令和残酷的命运。

　　当公元七0年罗马人以绝对的军事势力攻陷耶路撒冷，占领巴勒斯坦，企图将罗马文明撒播在中东地区之时，犹太人就刻骨铭心地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围绕太阳运行的时冷时热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安宁的栖身之地，他们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唯一的命运就是迁徙，不停地迁徙，流浪，永远地流浪……在古代，奥地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属国，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内自然也有众多的犹太人。犹太人虽然没有祖国，属于没有“根”的民族，但他们有悠久的文明史，文化底蕴几乎可以与古埃及人相提并论，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让全世界的人都侧目的元素：宗教！可以说，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的民族之一，宗教的深邃和强大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心灵力量，因而就形成了犹太人坚忍不拔的生命力，独一无二的宗教色彩、民族习性、语言文字传统、文化体系。因此，他们虽然失去了家园和祖国，但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却是独立的。但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最终无法全然解决生存的问题，生活中的他们是极为敏感的，长期压抑在内心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的神经，而天生聪慧的头脑又一刻不停地对现实人生进行着积极或消极的思考，使他们彻头彻尾地有别于古罗马帝国的公民，而那些骄傲自大的公民自然与“流浪”的他们就有着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官方、宗教的排斥、歧视和迫害就不必说了，即使在民间，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对犹太人表示了极大的不友好，用各种方式排斥和打击犹太人，这是从古到今世人皆知的事实。而这种排斥和打击演绎为血腥的大屠杀的最大最好的例子，无外就是二十世界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在欧洲，在波希米亚有一座影响了卡夫卡一生的城市，那就是布拉格，它是波希米亚的首府，当时的绝大部分犹太人也只能在这个被卡夫卡称为“带爪子的小母亲”的阴暗城市里痛苦地挣扎着，绝望地嚎叫着。

　　可笑可悲的是，当局不仅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打击，而对待说德语的犹太人尤其残忍，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的捷克民族主义分子都极力排斥和迫害犹太教教民，将说德语的犹太人视为最大的另类，后来，基督教也参与进来，与当局一起，共同对付犹太人。整个古罗马帝国，整个欧洲，在所有犹太人的眼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非犹太人，都鄙视、厌恶、痛恨、干预、排斥和迫害犹太人。尽管从古到今，战争，瘟疫等各类天灾人祸使这个本身就不太平的世界始终在遭受生死的考验和折磨，无数民族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痛苦和动乱，每个人都在生存的罅隙里恐惧不安地瞅着外面的世界，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整个犹太人那样遭受到如此长久，如此持续不断，如此残酷无义的沉重打击和迫害。无疑，这种严酷的现实，并由此带来的强大的心理打击，也深深地影响了卡夫卡们。

　　正当雅各布·卡夫卡为自己无法生育后代而忧心忡忡的时候，社会局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爆发了大革命，奥地利新即位的皇帝授予了在奥地利境内的几十万犹太人以公民权。既然获得了公民权利，那雅各布至少可以结婚生育后代了，这对卡夫卡家族来说，绝对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同时，雅各布的其他弟兄也享有了这个权利。另外，奥地利皇帝还宣布，所有犹太人可以在城市里居住，可以进行贸易活动。尽管这个新皇帝并不完全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开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皇帝，因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自然就有着极为隐秘的政治目的，又可以说是充分利用和制服犹太民族，为一个工业化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欧洲腹地的奥地利劳作，牺牲其利益，但他的这些措施毕竟还是有较为开放和得人心的一面，对当时奥地利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成效也较为明显。而犹太人在长期的漂泊和奔波生涯中所积累的强大的民族创造力，尤其是在手工业、商业和科学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已经在欧洲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很多欧洲人的眼中，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就是“商人”“生意人”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其著名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商人夏洛克，可以说是欧洲人心目中犹太商人的典型代表，换句话说，夏洛克这个艺术形象从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了犹太商人的特征，而且其命运也可看着是整个犹太商人，乃至整个犹太人命运的浓缩。即使，到了今天，某些国家某个区域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富得流油，他们自称或被别人称着“某某地方的犹太人”，足见犹太人在商业领域超越大洲、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卡夫卡家庭。嫁给雅各布·卡夫卡的女人叫弗朗西斯·普娜托维斯基，雅各布邻居家的女儿。这是一个能干，豁达，乐观，热情，诚实的女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是她的主要特点。她不仅与自己的男人撑起了家庭，而且为卡夫卡家族又增添了六个孩子，而这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的赫尔曼·卡夫卡后来就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父亲。但生活仍然没得到本质上的改善，一家八口依旧拥挤在卡夫卡们多少年来都挤在一起的、拘谨而无奈地度过了无数日月的那间狭窄的独屋里，食物以土豆为主。在美洲，土豆被视着上帝赐予人间最好的礼物，但在卡夫卡家族的生活里，这种食物只能说是维系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至于轻易就死去的再平常不多的东西。生活的残酷和不幸既让做父母的意识到了必须坚持不懈地劳作下去，怨言和逃避不仅无法养活六个后代，而且也不是两个早已习惯清苦生活的当家人的习性，同时，这种生活也极大地锻炼了六个孩子，他们手上腿上刚刚有了一点力气，就不得不卷进生存的漩涡，为生活赚取基本的保障。这些孩子遭受了人生最初的磨砺，也形成了他们敢于与生活搏斗，不屈服于多舛的命运的精神气质。这也可以说是卡夫卡家族必有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并且延续到了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上，尽管这个后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行走的男人，没有成为其父亲理想中的人物，也不可能完全承袭祖上的全部性格和气质，而且无数次地遭到了父亲的责骂、教训、数落和怨恨，甚至是嘲笑，但他毕竟是，而且永远是卡夫卡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在《致父亲中》，弗兰茨写道：“你一直这样指责我（有时面对我一人，有时当着其他人的面，你对后一种场面的侮辱性压力毫无感觉，你的孩子们的事从来就是公开的事），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杂充满安宁、温暖、应有尽有的环境里生活。”这样的言辞在这封著名的长信中能找到很多。这无疑让一个渴望独立和有自己声音的年青人一时难以接受，即使在社会中滚打摸爬了的其他子女，也不能完全接受父亲的这种絮叨、责难和数落，在他们看来，尤其是在年青的、未来的文学家的弗兰茨看来，这个过于强大的父亲，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存阴影，时不时地横亘在自己面前，“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卡夫卡《致父亲》，《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极具独立性和闯荡意识，尤其是个个人中心主义者，果敢，坚强，有着超常的忍受力。在他十四岁那年，他便只身进入社会，开始一点一点地经受他最早也是最为深刻的人生课程的教育。卡夫卡家族既勤劳，又聪慧、能干的特性再次在这个还没成人，看起来却非常壮实的男子身上体现出来，并很快就通过做小买卖在社会上初步站稳了脚跟。这段艰辛却也珍贵之极的闯荡经历，也成了后来他极为严苛地教育或呵斥子女时炫耀的资本之一，也可以说，在他的子女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这个被生活折磨得几乎走形但依旧坚挺的男人的絮叨和得意，而敏感的弗兰茨则领教得最多。但这并不是作为父亲的老家伙故意让子女们难堪，也不是夸大自己艰辛的奋斗历程而拒绝把爱和财富给予后代，他那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因为生活，永远是为着生存本身的艰难而来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没有足够的资本和门路的犹太小商贩们，一方面也抓住了时代所给予的宝贵机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方面的赐予，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或农村的商品贸易之中，为后代和未来的生存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竞争，迫使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拿出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彻彻底底地务实起来，以勤劳的双手，以旺盛的精力和出色的状态参与社会竞争，顺应时代潮流。这既符合时代与社会现实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的基本要求，也适合卡夫卡家族的性格特征。

　　在《致父亲》中，弗兰茨·卡夫卡写道：“……我还记得你的一些话，它们显然在我大脑中刻下了沟纹，如：‘我7岁时就不得不拽着小车走村串户了’；‘我们大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有山芋吃我们就高兴死了’；‘多少年我因为冬装单薄，腿上的伤口在外’；‘我还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到皮谢克的商店里去做事了”；‘家里没有我任何东西，就连当兵时也不例外，可我还得寄钱回家’；‘但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父亲对我来说总是父亲。今天有谁知道这一点！孩子们知道什么！谁都没受过这份罪！今天有哪个孩子懂得这些吗？’……”（同上）

　　是的，赫尔曼确实尝遍生活百味，并通过顽强的奋斗拥有了一定的资产，他似乎有理由和资本在子女们面前这般说来道去。值得提一下的是，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往返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之间，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为卡夫卡家族的生存积蓄足够的能量，个中甘苦他自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后来，也就是在上面引用的那些对着子女们唠叨中提到的当兵时他仍然得给家里寄钱的事，他确实当兵了，时间是在一八七二年，他应征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两年，是一个能干的中士。因此，即使在当兵期间，不可能继续从事买卖的赫尔曼仍然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卡夫卡家族中“父辈荣耀”的集中体现。但这种由父辈创造荣耀和财富的模式，并不可能完全由后代承袭，自然也不大可能完全由后代无条件地享受，这和中国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财富承袭模式不同。造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就是犹太人的失落了身份的命运和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赫尔曼对子女不满的主要原因了。

　　退役之后的赫尔曼，同无数渴望取得生存权利之后，更渴望获得更大的物质财富的犹太人一样，到了他们向往的大城市布拉格，将他们见惯了的破旧的乡村和小镇扔在了身后。这是一幅看起来相当不错的人生奋斗图景，大城市，毕竟才是获得财富的最重要的场所，乡村，似乎只能在开垦田地，获得微薄的收入，永远也无以发达和获得最终的幸福，或者只是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在闲暇时光来兜兜风，逍遥快活一般罢了，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乡下，除了贫穷之外，就是不安的所在，生存的危险时时威胁这他们，而这些穷困的地域内，排挤和歧视犹太人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彻底洞察了生活的犹太人便将生存的指望放在了大城市，甚至把脱离迫害和打击的希望都放在了布拉格，但生活和命运又一次和他们开了巨大的玩笑，大城市迅速而无情地吞噬了它们，他们成了城市汪洋中的一滴水，一粒灰尘，一丝风，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他们不仅没得到梦想中的财富和身心的解脱，而且处于比以前更危险的境地，而且还多了令他们终生惶惑的孤独和寂寞。

　　赫尔曼在布拉格打拼了八年之后，即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名叫尤莉·洛维的犹太女子，时年二十六岁。其父亲是一个家境殷实的犹太酿造商。那是在易北河边一座叫波德布拉特的捷克城市，居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成分复杂地相处，既不愿意与他人做过多的交往，交流，却又彼此杂居，有着很深的联系，既能体谅别人的生活处境，又对别人的生活不屑一顾，性格古怪，行为乖张。洛维家族就处于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群之中，过着属于犹太人的独特生活。洛维家族的外曾祖父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在家庭，而且在地方上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饱学之士，尤其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众眼中，这个老人极有威望。这个老人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英年早逝，剩下那个做哥哥的活了下来，他就是尤莉的外祖父。这个外祖父与其兄弟不同的就是，他身体很好，冬天也能在冰冷的易北河里游泳，即使河水结冰，他也会将冰层砸个窟窿，跳进冰洞中游泳。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他比两个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酷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好读之士，家中藏书也非常丰富，是一个高雅的人。而且他对犹太教也非常忠诚，而他的一个兄弟在后来却改信了基督教。他同很多精于买卖的犹太人不一样，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是，虽然他开了一间店铺，常年做着生意，但买卖做得不怎么样，甚至经常亏本。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尤莉的母亲，儿子则天生头脑有病，在疯癫中过着日子，给了他极为沉重的打击。而那个没有疯癫病症的女人则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卡夫卡的母亲：尤莉·洛维。尽管没有疯癫病，但这个女人的景况并不好于他的疯癫兄弟，没多久，即，在她二十九岁那年死于伤寒，这一变故的直接打击，就是使尤莉的外祖母因为过于的悲痛和绝望而自杀身亡。可以说，洛维家族对于死亡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因缘”，尽管这种死亡并非都是自杀，他们主观上也不渴望死亡，但它确实像一道阴影，横亘在洛维家族每个成员的心上，挥之不去。这显然是由于洛维家族成员长期的心理积淀造成的。而这道阴影也通过尤莉传递到了她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身上，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直接的证据，靠的往往也仅仅是推测，但综观卡夫卡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死亡，连同恐惧，同样是他心灵世界中的一道无法抹掉的阴影。卡夫卡本人在极度的局促不安和思考中，希望将啊所在的那个世界重新审察一番，而他审察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死亡。

　　对于善感的洛维家族成员来说，死亡尽管像一道阴影伴随着他们，但它并不就是一件必须避讳和可怕的事情。在人类共同的生命历程之中，死亡仅仅是一个过程，或一个结果，而且，应当是人类的一个愿望。但不管怎么说，死亡本身并不是温和的，阳光的，积极的，尽管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命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身在生活中的人面临死亡，或在思考死亡的时候，内心涌动的自然是冰冷的潮流，眼前闪动的依然是一道阴影，当然，那也是整个犹太人内心的阴霾。

　　后来，尤莉的父亲有了续弦，并为尤莉生下了三个弟弟。尤莉的这位后母是洛维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尽管是远房的亲戚，但洛维家族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处也算和睦。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卡夫卡有了五个舅舅。这五个舅舅各自的性格，品行，嗜好，追求，从事的事业等，都衍生了卡夫卡式命运的基本形态：多愁善感，嗜好商业，性格乖僻，寡言少语，神经紧张。五个舅舅中，一个是独身主义者，后来成了西班牙铁道部的总经理，另两个舅舅则成了富有的商人，而那个叫鲁道夫的舅舅则是一个极为孤僻、内向和怪异的人，在卡夫卡家族中显得最难以琢磨，几乎是一个极端的孤独者，在他改信天主教之后，他的性情到了变本加厉、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甚至能在他身上和卡夫卡身上找到彼此的影子，我本人觉得，这个叫鲁道夫的男人身上所具备的元素，与卡夫卡最为接近。还有一个舅舅叫西格弗里德，也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终身孤独一人，但他的性情却与其他几个弟兄大相径庭，是属于外冷内热型的人，而且极有幽默才能，性格直率，待人真诚。在他身上，继承了其父亲和祖父喜欢运动的禀赋，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身体比较好。同时，他还继承了洛维家嗜好读书，藏书的习性，有丰富的藏书，学识渊博，修养很深，卡夫卡最喜欢的舅舅就是他。这个后来当了乡村医生的舅舅，在风景优美的乡下过着孤独但也惬意的日子，卡夫卡也经常去看他。卡夫卡喜欢他，恐怕最多的还是在于性格气质互补，或者说，生性神经质的，看起来健谈实则忧郁的卡夫卡，在有意和无意中，希望从西格弗里德舅舅的幽默气质和坦率的性情中，获取某种补偿吧。

　　无疑，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和性格因素，无法摆脱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双重影响，作为延续了血统的后代，他成了这种父辈文化的实验者。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自然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我们在研究人类性格变化的过程中，自然了无法避开父辈文化。这种文化有着明显的多重性，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蕴涵着的消极的、倒退的、腐朽的、陈旧的、不入伍的元素会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而其中积极的、健全的、新鲜的和极有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则被后代继承，然后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当然，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后代继承了那些堕落的、腐朽的东西，而好的东西也许会被有意无意地抛弃，这在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还发现，在新旧时代的转换过程中，那些腐朽肮脏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往往长期存在，在人们的思想处于麻钝，时代处于惯性死亡的包围之中，历史也被惰性所掩盖，社会被一时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风尚所左右的时候，它们比正义、健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还要强大，很多时候，这是由不得我们身处“现场”中的人的意志去转移的。虽然时代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文化代谢和人类性格的演绎、传统文化强大的理想冲击下，往往又造成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严峻现实，于是，就有了继承中的批评，有了延续中的反叛。这在卡夫卡家族的身上自然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和我的已婚的妹妹和妹夫们除了跟他们生气我压根儿就不说话。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事情要说。一切不是文学的事情都使我无聊，叫我憎恨，因为它们打扰了我，或者说它阻挠我，尽管这只是假定的。”（《卡夫卡集》 第53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性情的人，确实是很神经质。我们单从洛维家族的性情上来看，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来自于洛维家族的大抵要多于父系家族，即，卡夫卡家族。他自己也说过，在他身上，继承了洛维家族中神经极度的过敏和时时刻刻的局促不安。它们在卡夫卡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异常敏感，腼腆害羞，局促焦躁，懦弱胆怯，异想天开和忧郁多愁。综观这种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卡夫卡的父辈，也来自于他的舅舅，乃至他的母亲——尤莉·洛维。有的评论者认为，卡夫卡成人后性格特征的形成，不是笼统地来自于洛维家族，而是来自于他的母亲尤莉。我并不这么看，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既不是单一地来自于某个个体，也不可能只来自于“父辈文化”中的一个支系，比如，只来自于母系。另外，一个人早年的生活环境和人事，尤其是童年生活是否幸福，也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在卡夫卡和他的母亲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尤莉·洛维在母亲去世后，就同父亲和后母一起生活，长大。由于她是父亲六个后代中唯一的女儿，生活中的很多差事都得由她来承担，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按理说，这种吃苦耐劳，为家庭殚精竭虑而承担了家中大部分活儿的她应该是能得到父亲和后母首肯的，但事与愿违，父亲和后母始终对她不满意，在脸上和话语上都表现了出来。父亲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而是非常德国化的犹太人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有着欧洲人的特点，挑剔，冷漠，刻板，严肃，当然，作为父亲，毕竟还是父亲，他对待自己的女儿还不至于到残酷的地步。但后母毕竟是后母，她对待尤莉的态度则有些近于苛刻。但尤莉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既不顶撞父亲和后母，也不怨天尤人，或者干脆就这样屈服于命运，而是在长期的家庭劳作者，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情绪，形成了坚强、干练、大气、坚韧的性格特点，这不仅使她能默默为父亲和后母做着超过一个女儿能够做的任何事情而毫无怨言，而且使她在对待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态度上，与其丈夫完全两样，也使卡夫卡对她的感情相当的深。同时，她的这种忍辱负重和接近崇高的利他主义的行为也感染了邻居及其他的人，他们始终认为她的人品、德行都无可挑剔。这种评价与来自她内心的真诚和坚韧，都使她感到相当的欣慰，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她过早失去的母爱，尽管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有着某种精神胜利法的意味，也无法和常人眼中的亲情，尤其是母爱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么认为这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女人是这么一个人，从而为她“盖棺论定”的话，未免不妥。她的这种干练作风，大气的行为和利他主义精神，以及由此得到的认可和赞美，在身边人事中形成的凝聚力，对儿子卡夫卡无私的爱，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救赎、寻求心理平衡和对缺失的母爱的某种补偿，同时，也是犹太人普遍心理现象的“对立”呈现，也就是对生存处境的忧虑所带来的迎合生存的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共同组成了她极度沉重的心理积淀，当这种心理的积淀到到饱和，那她的表现在行为是稳重的，干练的，从容的，但内心依旧充满了焦虑和失望，换句话说，她只有通过这样那样的忍耐、坚持，并由由此带来的社会或家庭的评价来评判内心，充实内心，弥补缺憾，到达内在心理与生存环境的统一。她的这种性格是比较软弱的，利他主义精神虽然让人赞叹，但说到底，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她同所有犹太人一样，不可能摆脱时运“赐予”他们的无数磨难，她本性的善良和柔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得平衡和解脱。这对卡夫卡的影响非常深，而她没有料到，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看到的是，她的儿子似乎比她更加焦躁不安，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外在表现形式上都走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境地中去了，以至于发展到了几乎与她没多少干系的地步，那是儿子向往的更加独特，别人永远无法插足的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似乎并未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或者说，她因为有了这个儿子最终被自己抛弃，而不是被儿子和残酷的现实抛弃。这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

　　后来，这个叫尤莉·洛维的女人嫁给一个叫赫尔曼·卡夫卡的男人。看起来，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男人有了一个为卡夫卡家族传宗接代的机会，女人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家完全可以补偿她在失去母亲后，在父亲和后母的冷漠中失去的东西，特别是在她有了儿女之后，这种感觉和需求都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需要表现出来，就是对丈夫的绝对忠诚，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家庭最大限度的操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家庭之所以还能支撑下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尤莉作为妻子、母亲和女人的凝聚力，是她的人格魅力从另一个方面帮助赫尔曼撑起了这个家，或者说是直接撑起了卡夫卡们的世界。这与她在娘家的境况极为相似。在母亲去世，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之后，她和父亲后母在精神上已经疏远，却与五个兄弟保持了相当密切友好的关系与来往，而五个兄弟之间却基本上是：不仅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鸡犬之声也不相闻。娘家那个怪异世界，就因为她的存在而使血缘关系保持下来，给当时冰冷异常的人际关系和日益恶化的犹太人的生存景况增添了一丝亮色，也使兄弟们能时时感受到亲情的温暖。看似柔弱的女人却有着联结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创造的奇迹。

　　一八八二年九月三日，尤莉·洛维正式嫁给了赫尔曼·卡夫卡，他们举行婚礼的地点是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一家饭店里。尤莉，这个能干而又安静的女人终于在长期的不安和隐忍中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宿，她由洛维家族中的一分子，通过婚姻而成了卡夫卡家族中的一员，继续着他们共同的犹太人生活。但从她和赫尔曼之间日后的生活和商业行为来卡，他们之间的结合，婚姻的成分大于爱情的成分。爱情，虽然美丽，但虚假的因素太多，这对于苦于生计和逃避迫害的犹太人来说，不仅奢侈，而且是浪费和慢性自杀，他们根本就无法让心灵浪漫起来，尽管他们其实也都渴望爱情，做着一场场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美梦，但现实就是现实，只有婚姻才能真正面对现实，或者说，只有现实承认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生活形式。所以，婚姻往往取代了美好但弱不禁风的爱情，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生活中心，它虽然显得现实和势利了许多，但它硬扎，实在，没有虚的东西，只要有家庭，有生意，有利润，有子女，有点地位，当事人就相当满意了。可以这么说，赫尔曼和尤莉都有这样的心理，甚至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人，他们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家庭事业和卡夫卡们的利益。这本身并不奇怪，也不可批评，试想想，无论是卡夫卡家族的赫尔曼，还是洛维家族的尤莉，都有着并不完整的童年时光，而且过早地见识了犹太人严酷的生存境地，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双重的伤害。倘若生存环境的残酷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且被所有犹太人所面临的话，那么童年的幸福是有极大可能得到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几乎没有“童年”，生活让他们直接进入了成年社会，这是好事，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坏事。

　　很多人以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失败的，至少是不幸福的。我看未必。赫尔曼和尤莉的结合至少在维护家庭这一层面上，是成功的。而幸福本身就很难说清楚，它仅仅是一种感觉，和谐、持久、忍让、包容、诚实、大度、勤劳等，都可以和幸福相粘连。爱情上的恋者，往往不是最佳的婚姻的伙伴或合作者，而婚姻中成功的伙伴，有时往往会在繁杂的婚姻体系中获得不曾有过的爱情，即使不能获得，那至少也是安逸的，妥帖的。况且赫尔曼和尤莉在生意上互相应和，在生活上还能互相照顾，共同维持着家庭。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两人的骨子里，都有对早年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有着接近相同的、极为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通过自己的一双手，创造出让人羡慕的幸福的生活，要被人瞧得起，在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赫尔曼，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智商很高，思维活跃，目光远大，目标清晰。他在年青时就确定了要进入一个被人恭维的上流世界，彻底摆脱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在他基本上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一名中产阶级资本家的时候，他仍不满足，仍然勤劳地工作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以此为荣，而捷克语则很少说，到后来基本上彻底将其忘记。这些都是因为他早年经历过的贫穷而辛酸的生活所致。他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上流社会的渴望，基本上都是源自内心最原始最朴素最急切的冲动：他需要金钱，需要地位，需要面子！所以，他瞧不起游手好闲好吃懒惰做的人，没有技艺和没有能耐的人，他看中而且看重尤莉的恰恰就是她的能干和务实作风，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超常忍耐力的女人所具有的利他精神，可以说，从婚姻，或者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自此，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就坚实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在赫尔曼这一支系的“新”的卡夫卡家庭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结晶就是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哇哇坠地的弗兰茨·卡夫卡，赫尔曼的大儿子。据说，夫妇俩给这个看起来还健康的婴儿取名是根据“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来的。这可以看出赫尔曼和尤莉的某种心理特征，也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人心理的真实写照。弗兰茨是“皇帝”，做父母的自然是渴望通过取这个名字而让儿子和整个家族获得好运，但“卡夫卡”这个姓，则是斯洛伐克的姓氏，在捷克语中的是“寒鸦”的意思。这个看起来意味深长的姓氏，是不是就预示着整个卡夫卡人的命运，尤其是这个想通过“皇帝”来获得好运的卡夫卡的命运呢？在德语姓氏至高无上的时代里，拥有“寒鸦”这个姓氏，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不幸，一个暗喻，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缘巧合了。

　　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割礼习俗的国家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和等民族，行割礼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进行的（犹太人是在出生七天后，即第八天），有的是在出生后几年后才进行。据资料记载，古代埃及的男童一般在六至十二岁之间行割礼，比犹太人要迟得多。而其他的民族则更晚一些，大都在青春期进行割礼。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谈论的话题了。但要指出的就是，无论何种年龄，只要实行了割礼，其宗教和种族身份就得到确认，也就被认为具有了重要的宗教意义。而在犹太人的割礼中，这种意义则更加重要，况且它还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深厚的文化因素。

　　在奥地利德语诗人里尔克的眼里，布拉格不仅古老，而且“又宽又圆”，似乎总要在玻璃后面溶化，那儿的钟楼长满了铜绿……而在卡夫卡的眼里，他的童年所栖息的区域，是这样的：“……我们好象是在一条悲惨的小巷里面，我们的心在不停地颤栗。不管这个城市多么干净，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肮脏的旧犹太城，比它周围的新城区现实得多。”这个“肮脏的旧犹太城”其实就是卡夫卡早期生存环境的浓缩，使他感到压抑，憋闷和不安，可以说，布拉格是卡夫卡“存在性不安”的直接见证者，也可以说是这个并不干净的环境，使他的不安和恐惧程度加深。里尔克也是一个孤独的布拉格曾经的居民，他的诗歌多次提到布拉格和他永恒的孤独，一如那首《秋日》里所说的。不管是卡夫卡式的里尔克，还是里尔克似的卡夫卡，都十分敏感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向朋友提及他们生命摆脱不掉的阴影——布拉格。环境，是关系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它们对一个人童年的影响。当环境从社会过度到家庭，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得好的话，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情景不妙，那将是致命的。不幸的是，卡夫卡的家庭环境并不如他的意，他所理解和期待的家庭与现实相差太远，而这恰恰也是他父亲赫尔曼感到恼火的地方，可以说，在微妙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父子双方都脱不开与对方与生俱来的各种关系，却又彼此敌视，对对方都感到极度失望。

　　在赫尔曼·卡夫卡苦心经营下，卡夫卡家族的光景也算是相当不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富裕人家，甚至可以说，赫尔曼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资本家，实干家。他家经营的那座妇女用品商店是全家生存的主要来源和重要保证，赫尔曼希望作为家中唯一男性的弗兰茨在成人后能继承自己的衣钵，专一于为家庭的兴盛操持，将卡夫卡家族的财富和光荣传承下去。但自小就敏感多愁，对文学有着极大兴趣的卡夫卡却与他的指望背道而驰。在文学的世界里忧来愁去，或者单纯要靠码字来维持生计，这在赫尔曼的人生哲学中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荒唐的，根本就不切合实际。一个是非生意不谈的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一个是非文学不谈的文学家，两人互相排斥，互不宽容，各行其道，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卡夫卡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赫尔曼似乎都不在他的世界里来去，他几乎都见不到父亲，父亲那张脸是什么样子，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印象模糊。因为是家庭的顶梁柱，赫尔曼风里来雨里去，日夜操劳，殚精竭虑，加之后来事业规模越来越大，这个男人更加忙碌，几乎就成了卡夫卡家族中的一道来去倏忽的影子。因此，在幼嫩的卡夫卡的影音世界里，仅仅就是那道硕大而又模糊的影子和粗野的大嗓门，以及沉重而匆促的脚步声。也许是天生的胆怯，也许是天生的神经过敏，也或许是赫尔曼的家庭表现方式确实不能与上流社会的人士相比，卡夫卡将他幼儿时代所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有关父亲的一切，都当成了一种恐惧（后面有专章论述），一种威胁，少不更事的他，过早地感受到了这个魁梧粗鲁的男人，他的父亲始终以一种不动声色的，但又是毫无客气的方式在威吓着他，这一致命的感受一旦被他确认，并在心中扎下根来，就是终身的“疾病”，这种“疾病”随时随地地折磨着他，并在成长的过程中愈演愈烈，卡夫卡记忆中就是父亲越来越多的粗暴的语言，粗暴的动作，怪异的神态，蔑视的口气，刻薄的言语，使我们这个敏感多愁的主人公根本无法忍受。但赫尔曼才不在乎这些，他是一个极端强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是传统到极致的家长制作风的典型，精明又保守，能干但又爱对后辈絮叨他的奋斗史，同时又武断，专横，但又有能耐顾及整个家庭。因此，他是家中的太上皇，他的言行就是真理，是标准，是法律。而卡夫卡毕竟是一个崇尚新鲜事物，认可新时代新人类的年轻人，作家，知识分子。因此，父亲的粗鲁和专制，使卡夫卡感到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摧残，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父亲早年对他的管制、蔑视和对事业的不支持，几乎毁了他一生，虽然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却又十分“有趣”的现象，但两人都没感觉到自己的坚持，专制和敏感，其实都是极为病态的，过度了，可当事人却一意孤行，即使到了卡夫卡成人时期，做父亲的依旧维持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大、威猛的父亲形象，没有亲切感，没有亲和力，没有宽容心，做儿子的依旧在病态的自尊心驱使下，从事着自己终生追求的伟大的文学事业，也从不肯屈尊站在父亲的角度去想一想，哪怕是一、两次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父子俩性格相似，相近，从而造成互不相让的地步，倒是可以让人理解，可综观卡夫卡的一生及其性格表现，他的血质最多还是来自以神经质的、病态的敏感的、具有正义感可往往又局促不安的、温婉细腻的洛维家的，应该与赫尔曼为代表的卡夫卡家族的习性是互补的，可事实上，两人闹来斗去，甚至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了呢？其实，卡夫卡隐藏在生命最底层的，最骨子里的性情，多半还是卡夫卡家族的，比如：肯吃苦，倔强，固执，不轻易屈服，容易伤害别人更容易伤害自己等。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多子家庭中，老大的性格最接近父亲，却又是在最崇拜父亲的同时，又最容易冒犯、顶撞或最终造父亲的反（有的最终被父亲征服），我们可以把这种基因遗传看成是卡夫卡父子俩矛盾重重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将《致父亲》看成是一封单纯的父子之间的信来阅读，也可以当成是一部自传体文本来读，也可以当成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献来读，当然，也可以当成是一份精神分析的报告，或者是婚姻爱情的自我检讨、解剖、省察，也可以当作伦理学、心理学，乃至政治学著作来读。卡夫卡在通过这封超长的信向父亲阐述了自己作为儿子、作为男人的某些理念和态度，也在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它甚至比单纯的文学作品更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卡夫卡在这封长信中首先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反思，检讨和解剖，但他那三次失败的婚姻，除了他自身性情中的三心二意，花里胡哨等特点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父亲有关，最主要的是早年父亲横加干涉他的婚姻，并毫无遮拦地表达了对他女友的蔑视和侮辱。一次，父亲在针对卡夫卡的某桩婚事时，这么说道：“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像所有的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样，于是你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他，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显然，这几句话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常人姑且难以承受，更何况是一个作家的卡夫卡呢？但仔细分析，父亲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作为一个文人，虽然不至于像流氓地痞那般没素养没档次，但卡夫卡在对待婚姻方面确实也不够成熟，甚至在他父亲看来，不仅很不严肃，甚至不负责任，太随便。众所周知，卡夫卡对是情有独钟的，多情风流是文人的普遍特征，但多情并不意味着就真情勃发，待人实诚，风流并不见得就是风雅，高雅，有品位。但卡夫卡虽然不至于薄情，但他对的态度，也可见其性格和修养之一斑。在他致知己、奥地利犹太作家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特别注意到了两句话，一个是由于太老，那个已经不可能挤弄出一副忧郁的神情讨得文人卡夫卡的欢心或怜悯，人们对待不再年轻的人，比岁月对待不再年轻的人还要刻薄和残忍，卡夫卡也不例外；第二句就是最末那一句，“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这句话意味深长，也点出了卡夫卡性格中的另一面，既有赌气似的小孩子性格，也有一个嫖客的寡情，甚至是。一个多多少少与沦落风尘者相染的男子，自然不会在婚姻走得更远，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自然也有别于常人，这在作为父亲的眼里，这个儿子自然就不被他瞧上眼，认为儿子的任何事业都是不对头的，是与他背道而驰的，他的奚落、侮辱和鄙视，是一个父亲极为正常的管教措施。但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了异常敏感的儿子。这使得父子关系一开始就恶化，无法修缮，只能破破烂烂地，双双往岁月的深处——不同的领域——走去。《致父亲》这封长信的一个特点，就是卡夫卡针对这种伤害带来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我想进一步做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就我就会有个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多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将永远成为历史。……如果我想要在我所处的与你的关系中获得独立，我就必须做某种同你毫无关系的事情；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

　　在卡夫卡看来，他对婚姻的要求之所以显得极为疲软，可以说是无能力的婚姻，并使他异常难受，乃至绝望，“是有着其他的原因的。这就是您与孩子们的关系，整个这封信所探讨的也正是这一关系。”只是这种探讨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结果，尤其是能否得到父亲的理解、支持和认可，卡夫卡自然是不自信的，对父亲专横野蛮的性格，卡夫卡没有理由自信，而他整个一生中与父亲的交往和对峙中，几乎从没有自信过，他能在想到父亲时不“瑟瑟发抖”，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因而他的这种欲望和最后下定决心的探讨，对他的婚姻并没有多大的好处，其实他也知道这点，他的有着不大不小的资产的父亲，不可能花费心思和精力来同他讨论婚姻和家庭的，那是一个生意人，资本家，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大相径庭，这使卡夫卡很不爽，他的婚姻无力感觉也就可想而知，不过，这个同样有着卡夫卡家族血统的文人，并没放弃他的努力和批判。

　　“你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用言语对我的侮辱更深的了，也从来没有更清楚地表示出你的轻蔑。……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使轻蔑的程度显得更甚，但当时开始踏上征途的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在那里动不了了，在你眼里，他今天没有增加丝毫经验，而只是减少了20年年华。我为一个姑娘所作的决定在你看来毫无价值。你始终（无意识）地压制着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自以为知道它有多少价值了。你对我在其他方面所做的自救尝试一无所知……你这么做给我带来的耻辱，在你眼里是与我通过结婚会给你造成的耻辱不可比拟的。”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择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了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位姑娘谁也不曾使我失望，而是我使她们失望。我对她们的看法一如既往，今天仍同当初想要同她们结婚时一样。……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看来，结婚算是与我无缘了，它正是你最堪称独领风骚的领域。有时我突法奇想，觉得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你正四脚八叉地躺着。……”

　　在卡夫卡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他曾与一个叫多拉的姑娘同居。那是一个出身贫民的女子，卡夫卡对她还是有感情的，至少，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个女子陪伴了他不短的一段时日，也算是他四十多年短暂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真心爱他，理解他，懂得他心灵的女人，有人甚至将她看成是他的红颜知己。但已经进入老年状态的赫尔曼对这件事保持了他一贯的做派：不同意。只是卡夫卡当时并不在布拉格居住，不然，老赫尔曼那炮弹似的语言，将会使即将离开人世的儿子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卡夫卡死后，赫尔曼夫妇也参加拉他的葬礼，多拉也来了，她显然十分悲痛，所有人都能看出她对卡夫卡那份纯真的爱情。当卡夫卡下葬后，奔丧的客人们陆续离去，墓地里只剩下赫尔慢夫妇俩和多拉时，多拉再次抑制不住失去恋人的痛苦，扑倒在他的墓上，失声痛哭，其情其境都非常凄恻，感人，但却没有打动赫尔曼夫妇，他们似乎并没看见一个女子出现在儿子的墓地，也没有听见她的痛哭，他们毫无表情地互相搀着挽着，转身离去了。

　　其实，像卡夫卡同他父亲这样关系的人，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也可以这么说，天下的父子之间，或多或少地都具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误会、纠葛、隔阂、对立与争斗，我们通常称之为代沟，也可以从“同性相斥”这层面上去理解和认识，父子之间的隔阂、对峙和斗争，自古以来都从不间断，那是男人之间心灵力量进行的“殊死”对抗的“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在前行道路上的一道奇观，代沟成为其中最明显的痕迹。这种两代或多代人之间的矛盾，也是要求我们去认真对待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暴君既可以制订法律，也可以亲手撕毁任何法律条文，因为他是暴君。暴君的准则就是：法律是用来管制别人的，但与君主无关。在卡夫卡的家庭世界里，父亲就充当了这么一个专制者的角色，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专制的对象，儿子长期遭受的压抑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卡夫卡身心遭受到父亲如此的摧残，并不认可父亲的教育方法，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父亲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却是父亲不能容忍，也不可承认的，在随着儿子年岁的增长的同时，他的暴君意识也更加强烈，而因为一些在儿子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上，父亲这个拥有极大权威的人在并不遵守他亲自给儿子制订的条律，给儿子造成了更大的心理阴影。卡夫卡继续写道：

　　“这么一来，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定的法律，但我又（我不知原因何在）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他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所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

　　“暴君”不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似乎无可厚非，谁叫他们是暴君呢？但“暴君”赫尔曼看到自己的儿子不执行自己的法律，那显然不是好事情，大发雷霆，威胁斥责，谩骂羞辱，都不可避免。看来，还是作为父亲的“暴君”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卡夫卡这个拥有新潮思想的知识分子，敏感异常的作家，他怎么可能完全“守法”呢？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专制，卡夫卡就屈服了，认命了，那他就不是“犹太皇帝”弗兰茨了，也不是文化人卡夫卡。